“四個服從”即黨員個人服從黨的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組織服從上級組織，全黨各個組織和全體黨員服從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委員會。“四個服從”是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的重要內容，是黨的政治紀律的核心內容，貫穿于黨的建設的各個環節。它在革命戰爭年代產生并逐漸成為全黨共識，凝結著黨的集體智慧。
　　二大黨章提出“兩個服從”
　　1922年7月黨的二大召開，在通過的黨章中明確提出了“兩個服從”：“全國大會及中央執行委員會之議決，本黨黨員皆須絕對服從之”“本黨一切會議均取決多數，少數絕對服從多數”，還規定“下級機關須完全執行上級機關之命令”“區或地方執行委員會及各組均須執行及宣傳中央執行委員會所定政策，不得自定政策，凡有關系全國之重大政治問題發生，中央執行委員會未發表意見時，區或地方執行委員會，均不得單獨發表意見”。
　　此時的“兩個服從”，實際上已經涉及了“四個服從”的核心內容，即“全黨服從中央”“少數服從多數”。此后至六大通過的黨章修正案，雖有微調，但都強調要執行中央決議，指出嚴格遵守黨紀為所有黨員之最高責任，基本延續了二大黨章的有關規定。然而，進入全面抗日戰爭的歷史階段后，由于形勢發生新的變化，黨內一些犯有右傾錯誤的人出現違反組織紀律的情況，還發生了張國燾由分裂黨和紅軍發展至叛黨投降國民黨等事件。再加上1937年底，王明從蘇聯回國后，做了許多違反中央指示的事情。這些情況，使得中央認為必須重申黨的紀律。
　　維護中央的團結一致和統一領導
　　1937年11月，王明從蘇聯回到延安。12月，他到武漢中共代表團和長江局工作。到武漢后，他在實際工作中貫徹其錯誤主張。他擅自發表《中國共產黨對時局宣言》，提出“六大綱領”，推翻黨中央全面抗戰路線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另搞一套。他不執行中央指示，拒絕在《新華日報》上刊登對全國抗戰起指導作用的《論持久戰》，反而將自己誣蔑毛澤東“假抗日，真反蘇，坐待日蘇戰爭”等意見，秘密“請求在武漢的一位蘇聯同志轉告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以求共產國際在組織上干預。
　　在這樣的嚴峻形勢下，1938年9月至11月，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召開。會議總結抗戰以來黨的歷史經驗和深刻教訓，強調要通過嚴格的紀律，尤其是通過黨內法規來建立健全黨內關系。會議正式提出“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四個服從”。毛澤東將“四個服從”作為我黨“四項最重要的紀律”，強調指出，“誰破壞了這些紀律，誰就破壞了黨的統一。”他還提出要警惕兩面派行為和小組織活動，嚴格維護黨的紀律，指出“中國共產黨內部的團結，是團結全國人民爭取抗日勝利和建設新中國的最基本的條件。”
　　“四個服從”的內涵不斷深化
　　“四個服從”既反映了民主又體現了集中，是貫徹落實民主集中制的有效途徑，是黨內生活秩序的總概括，是正確處理黨內各種關系的基本準則。
　　1945年黨的七大通過的黨章，對“四個服從”做了更為全面的闡述。七大黨章規定：“黨的組織機構，是按照民主的集中制建設起來的。民主的集中制，即是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在集中領導下的民主”。“四個服從”是民主集中制最基本的條件：“黨員個人服從所屬黨的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組織服從上級組織，部分組織統一服從中央。”
　　劉少奇在七大上所作的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中提出：黨內民主應該擴大，但黨的決議必須無條件地執行。“四個服從”的原則，必須無條件地執行。他還指出：“一個共產黨員是否有高度的紀律性和遵守紀律的精神，只有在他處于危險的情況下，或者在他與黨的組織發生了嚴重的原則分歧和人事上的分歧之時，才能表現出來。只有當他處在少數地位時，仍然是無條件地服從了黨的組織原則，他才是一個有高度紀律性和原則性的黨員。”
　　七大黨章將“四個服從”確定為黨的政治紀律后，歷次修改的黨章都把“四個服從”作為民主集中制的一項基本原則。十二大通過的黨章對“四個服從”作出新的表述：“黨員個人服從黨的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組織服從上級組織，全黨各個組織和全體黨員服從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委員會。” 這一規范化表述，一直沿襲至今。（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 徐嘉 ||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王小寧 整理）